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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祖民 香港《紫荆》杂志前社长兼总编辑
我和渭衡兄的友谊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是通过我的大哥、华革会前名誉会长黄祖芬认识他的。我从1984年起在香港工作，那段期间跟渭衡兄接触不多。与他真正密切的友谊始于1992年我回北京离休之后，而计算机成了两人友谊的重要纽带。
我在香港开始用计算机工作，用的是黑底白字的王安文字处理系统，连Windows都还没有。我知道那时渭衡兄已经使用相当先进的计算机。他常去铜锣湾298商场或深水桋计算机城淘宝，逐渐把他的计算机武装到了牙齿：摄像头、麦克风、打印机、扫描仪……许多东西我见都没见过，只能自叹不如。
计算机令我们相隔千里却近似眼前
我们开始比较频繁地通过计算机联系是在我返京之后。最初是通email。我给他发去一些来自亲友的照片和幻灯片，还有一些从网上下载的文章等。他给我发这一类的资料以外，主要是从香港报纸上扫描下来的消息和文章，其中包括报纸记者采访他之后发表的通讯。
这里面有2006年报上刊登关于摩星岭「白屋」（集中营）的详细记述，那是1967年警方政治部扣押他以及我大哥黄祖芬等一些政治犯的地方，标题是「政治黑狱首度曝光」。还有他在香港回归时写的关于香港历史与前途的文章；有他出国访问游览时拍的许多照片以及同行者写的游记和日记；每当香港发生举世瞩目的事件后，他都发给我香港媒体的有关记述和评论，当然还有他的观点。所有这些，饱含着他对香港这片故土的深情，他对他那样的爱国爱港者多年奋斗史的珍重，还有他对生命和人民的炽热的爱。
后来，我们又接通了skype，即可听可视的计算机通讯工具。在他的病恶化之前，我们几乎每个月都通上一两次。有时不凑巧一方没有上网，呼叫一阵无人回答就只好作罢，后来我们采取约好通讯时间再接通的办法。由于香港与北京的气候有时相差一个季度，我们这里已是要穿毛衣的深秋，他那里连开着冷气都热得不行。接通时他只穿着汗背心，他连忙说：「唔好意思，着番件shirt先」。我说：「喂，老友记啦，就溯得啦，唔使客气。」聊天的内容天南地北，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主调是四个字：爱国爱港。他在银行工作过，对香港金融状况的分析鞭辟入里。有一次他讲到香港被非典侵袭的情况，忧港忧民之情形于仪表。聊着聊着，不知不觉几个钟头过去了，两人之一连忙说：「食饭啦，以后再倾！」
我们俩的年龄加在一起超过160岁，两人远隔约2000公里，却能使用现代化的通讯技术来面谈笔谈，对此我深感快慰和亲切。
期望能有沟通人间与天界的超级计算机
有一次我去香港，到北角他家里拜访。看到他熟练地操纵计算机，摆弄一些我见所未见的软件，调出一些我闻所未闻的网站，使我叹为观止。他迅速地找到他存在硬盘里的一些资料，迅速地用nero软件烧制出几个副本光碟来。更使我佩服的是：他使用一种软件，迅速地打印出一些彩色的圆形标签，贴到每个光碟上，然后送给我。这些光碟的内容是香港的百年历史和祖国的重大成就，我将永远珍藏它们并反覆观看。
这两年，我知道他病得很厉害，一再进医院。有一次他暂时出院了，我告诉他北京报纸上刊登了关于他住院的报道。他很感兴趣，让我扫描下来发给他。这以后老是收不到他的email或skype，就通过email呼叫他，结果收到他儿子给我的覆信。从中我才知道他尽管出院了，但是心脏的状况不好，妨碍了他的康复。他儿子说：「我担心他在短期内不可能像过去那样使用计算机了。」他的反应差了，眼力也不如前，还有可能连计算机技术都忘记了。我知道，对于一个曾经长期出色地使用计算机的老人，这意味着什么。我和我夫人对此都很担心，默默等待他有朝一日重新坐到计算机前。然而，我等来的是华革会的讣告。
他的email地址还留在我的计算机里。我脑子里一度闪过是不是要删掉它的念头。但是，我决定还是留下它。谁知道呢？人类的科技发展一日千里。会不会有一天，人们发明能够沟通人间与天界的超级计算机呢？那时说不定用这个地址能接通渭衡兄……唉，但愿这不只是个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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