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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超裁判执法严厉，但被一众球会指责为不公，多年来退赛风波均将矛头指向裁判。
──武汉退赛响警号 裁判多年被铁对
本报特约记者：汪大昭
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至今已经进行到第十五个赛季，前前后后发生了多次疑似退赛事件，本月初武汉光谷南益队因于赛事中不满中国足协判决而退出中超，这一回武汉俱乐部真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不管是那些嘴上说说而已的老板，还是见诸行动的武汉俱乐部，无一不借裁判执法中的争议判罚，来展现自己对净化足球环境的强烈愿望。从情理上说，假如真心希望改善中超联赛环境，各方何不从自己做起？
2008年国庆节前夕，因举办奥运会而久违了的中超联赛回到了北京丰台体育场，北京国安队主场迎战武汉光谷南益队。比赛结束前发生了国安队球员路姜报复对方中坚李玮锋的恶性事件。从双方先后表示对裁判员和足协处罚不满，引发了中国足球联赛史上首例俱乐部退赛的风波。
中超球队阅赛能力低
从武汉光谷南益队退出中超联赛后，更唤醒各人注意中国足球体制的弊端，其中中国足球文化长远以来一直含量不足。除国足一直被沦为国际间笑柄外，以今次退赛风波的其中主角北京国安队为例，今年国庆节前后两次主场，均有球员领受红牌，而且情形非常相似，尽见经验之不足。
两场赛事国安队均在一球领先情况下，似乎不懂得足球比赛中一球优势是靠不住的，尤其是在比赛所剩时间不多的时候，领先一方只有扩大分差至2:0才能将对手置于死地。可是，国安队往往在此时挥霍一次次势在必得的良机，助长了对手扳平比分计程车气，国安队将几可到手的3分化为乌有。结果，最近两个主场分别被武汉和陕西队在最后时刻破门扳平，而路姜和杨璞被罚红牌都是发生在全队处于赛事优势的情况下。可见，不能把握足球比赛的基本规律，创造了机会却缺乏杀伤力，导致球员情绪失控，说得轻些是个别球员心态失衡，往深说则是中国足球文化含量不高，球员、教练阅读比赛的能力仍很肤浅。
除基本的阅读比赛能力外，中国足坛大部分的球员、教练及老板们，一直以来均对裁判判决表示不尊重。10年前，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因不满足协杯主裁判俞元聪的判罚，声称「万达要退出中国足坛」。2001年，北京国安队在与沈阳队的比赛中不满主裁判周伟新的判罚，俱乐部后台老板李士林也以放出「退赛」的话。这些鼓噪一时的闹剧都是拿裁判「开刀」。
国家裁判四面受敌
足球裁判难当，职业联赛难吹，这是全球性难题，不独中国才有。早在1996年，足球改革起步不久，中国足协已经意识到裁判员队伍建设和管理绝非小事，着手通过体育院校大规模培养足球裁判员。10年之后，2006年，中国足协进一步改进职业联赛裁判员选派办法，规定了裁判员的资格、候选条件和监督机制，并对执法失误的裁判员加大处罚力度，其中包括裁判员本人报名、俱乐部投票、专家推荐、裁判组审核、回避制度等细则。但是，裁判员依然是球场上的弱者，甚至是罪人。
严格来说理应是社会上每一分子均遵从基本原则，唯独对足球裁判员来说，严格有时并不被认为公正。在中国足坛，国家队队员到国际大赛中犯规受罚，还要说是国内联赛中裁判姑息所致。北京奥运会上，队长郑智吃红牌，就是一例典型的报复犯规。当时，身后的比利时球员用小动作干扰郑智控球，但郑智为摆脱对手而做出向后甩臂动作，被主裁判罚出场。以郑智的足球经历来说，不会不知道报复属于非体育行为，没被追加纪律处罚已是侥幸。更早些时候，中国队今年在东亚四强赛上三战共得17张黄牌和1张红牌，督战的足协官员谢亚龙对如此惩罚不以为然，反而对亚洲一些裁判抱有微词。中国足球的惯性就是往往将责任推卸于「生事」的一方，球队未有自我反省外，裁判就成最终受害者。
武汉俱乐部退出中超联赛一事，中国足协的处罚得到15个俱乐部的赞同。倘若一次教训果能起到积极作用，服从裁判应当是最直接的。北京赛场上的「京骂」最初就是针对裁判员而去，20多年前，当时北京工人体育场里的球迷每遇不利于主队的判罚，就会群起而吼「换裁判」。职业联赛踢了这么多年，只要吹主队犯规，球迷像条件反射般地发出「京骂」，实在让人汗颜。中国足球的水平不会随着裁判的哨声而提高，但是，中国足球的形象却一定会随着「京骂」的收敛而改进，到那时反思武汉俱乐部退出联赛的风波，才不会停留在争论裁判判罚的浅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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