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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小彬
出于爱好，又因为写作和工作需要，我常常要跑所在城市的两座公共图书馆，多年下来，对图书馆可谓感情至深。适逢改革年代，波云动荡的潮流裹挟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图书馆也远不像外表那样平静庄重，其随着时代演变而沉浮兴衰的窘态，我一一目睹，心下感慨唏嘘。
近日，针对内地图书馆被「边缘化」以及功能衰退的现状，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研究委员会主任李国新说：「许多图书馆服务理念不强，若不加重视，整个行业都可能被社会淘汰」。此话语气颇重，但由业内权威人士指陈，总还有自我警醒之意。
我与图书馆
图书馆于我个人，是恩惠不浅的。上世纪70年代中期，文化凋敝，书店里仅有《金光大道》、《大批判汇编》一类，偏偏我自幼喜爱文学、历史，那种无书可读的精神饥渴之苦，远甚于由食物不足引起的肠胃不适。多亏了市图书馆的及时复馆，才使我能够找到一些可读之书。当年我还是一名初中生，按规定尚不能办理借阅证，可我个子长得高，就凭着父亲用其单位一年轻同事名义开出的证件，我冒名顶替进馆借书。此时乃「文革」时期，许多图书被列为「毒草」，图书馆只开放了一部分书籍的外借，尽管这样，我也好似走进了一个美丽的大观园。我至今记得，我借出的第一本书是《震撼世界的十天》，是一位美国记者对苏联十月革命的记述。
上高中以后，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使学校教学难以正常，我便更频繁地往图书馆跑。在借阅的众多图书中，印象最深的是一本历史著作《太平天国》，此书加深了我对历史书籍的偏好。
1976年，作为下乡知识青年，我到了距省城70多里的一个村庄，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点着煤油灯看书。此时我已不仅看文史著作，也渐渐喜读哲学书籍。每隔十天半月，我就骑着自行车回市，到图书馆还书借书，然后原路返回，一天要骑行140多里。查读书笔记，我先后借阅了吕思勉的《隋唐五代史》、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庄子》、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逻辑学》，还有《人类知识原理》等书。
后来回城了，在一家工厂干了几年后，进了我现在供职的这家报社。外出采访回来写稿，其间要查一些经济和文史资料，我还是常往图书馆跑。1987年，省立图书馆开馆了，我又多了一个借书的地方。应该说，省馆的藏书量要大于市馆，特别是新书较市馆为多。我便对省馆和市馆做了区分，在省馆借阅新近出版的图书，在市馆借阅古籍与一些学术刊物，此种习惯一直延续至今。2002年，为撰写评论电视剧《康熙王朝》的文章，我几乎天天要往这两家图书馆跑，两馆丰富的清史资料和大量涉及影视报道的杂志刊物，对我助益极大。
形色各异管理员
整天跑图书馆，自然渐渐对馆内藏书情况及工作流程有所了解，对一些经常接触的管理员的秉性和业务能力也有体认，市图书馆几位老馆员的敬业精神和专业素质令我叹服。记得为借阅《存在主义哲学》一书，我曾十几次抄下书名和分类号请人去找，每次均告我无书，后偶逢一老馆员当班，又写了书名递上，只一会儿，老馆员便持书由书库而出，令我欣喜万分。
1993年3月，我正在报社忙着，忽从窗外看到市图书馆管理报刊的吴先生，我惊奇他怎么到这来了，便出去打招呼。吴先生说，不知何因，你们报纸去年的合订本至今没有收到，故亲自上门来取。我于是带他去找我们总编，吴先生这种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让总编大为感佩，连忙让我去印刷厂取了一套合订本奉上。送别吴先生时，他告诉我，还有几家杂志的合订本没有收到，他还得一家一家去要。望着他风尘仆仆、满脸焦灼的样子，我想起「因物见诚」、「与善人交」的古训。后来，我和吴先生真的成了莫逆之友。
但内地图书馆有两个特色：其一是馆内聚集着当地许多高级官员的千金小姐，高官们肯定以为图书馆文静闲逸，适合女孩在此工作；其二是作为文化局的下属，图书馆要接收一些文艺团体退下舞台的演员。这些人在馆员中往往占有不小的比例，她们不懂业务，也不喜欢这份工作，整天围坐在一起东拉西扯，飞短流长，反把读者晾在一边。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以省馆为甚。1992年以后，商品经济大潮涌起，许多女人耐不住图书馆的清贫寂寞，纷纷出走，倒给馆里节余下一些编制，可剩下来不走或一时没有更好去处的女馆员，仍旧不好好工作。别看她们整天呆在馆里，是以这里的图书为生，可对书籍一点没有感情，在内心还鄙薄这份职业。她们艳羡、爱慕外面那些开着轿车、出入宾馆的官员和商人，对经常来看书的人，反而很看不起。
风雨冲刷下的殿堂
图书馆被称为「人类心灵的庇护所」，是「文明的殿堂」，但在「全民经商」、「举国炒股」等时代大潮的冲击下，这殿堂常常是风雨飘摇。不少馆员感叹，图书馆何以庇护别人的心灵？连我们自己都心神难安，惶惶不可终日呢！作为一个老读者，我眼看着本城的两座图书馆在时代风潮中尴尬失据。省、市财政下拨的事业经费，多被两馆用于供养人头及日常开支，真用来购置图书的钱款是少之又少。同样被商潮冲得心神不宁的馆长们，在各种压力下，也利用馆内资源搞起「经营」、「创收」的名堂，先是大幅提高借书证的办理费用，然后开设了报刊杂志的外借收款业务，大概是嫌这两项来钱太慢太少，便将图书馆沿街房屋大量出租，于是美容美发、音像店、照相馆、咖啡屋将图书馆紧紧包围了起来。与此同时，对图书馆的主业更不重视，购来的新书，长期堆放在角落里，不编号不入书库，新书往往变成了旧书。而为了职位升迁或其它私利，一些管理人员拉帮结派，勾心斗角，忙得不亦乐乎。
凡此种种，绝非本城图书馆所仅有，内地图书馆大抵如此。连续几次的全国国民阅读率调查显示，十几年来读书之人持续减少。遥想20余年前，市图书馆读者云集，借书台前人头攒动，阅览室内座无虚席，1983年春扩办一批新借书证，数千人星夜等候，排队蜿蜒达500多米。此情此景，已成前朝盛景。虽然近两年从表面看图书馆受到了器重，在许多事业单位被「改制」之下，仍属全额财政拨款单位，且不少馆舍得以重建，门厅造得堂皇明亮，但时代风气变了，尊重知识、喜爱阅读的社会氛围没有了，加之因特网的迅速崛起，所以来馆看书借书的人日见稀少，门可罗雀。我在一篇文章中分析过，读书人锐减，主因乃社会生态变异与激励机制不良。举目四望，凡官场走红和商界发财之人，有几人是读书读来的？还不是凭到处钻营、巴结权贵、手狠辣兼面厚黑才能功成名就？有这些「成功人士」作为榜样，同时又有那些勤于读书却不擅交际因而混得极惨的人作为参照，人们当然都不愿往图书馆跑了，当然都视读书为「无用且有害」了。公共图书馆因此被「边缘化」，也就在所难免了。
但「图书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是「最好的大学」，在中华民族力图复兴的伟业中，图书馆重任在肩，其使命是无可替代的。笔者衷心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知识和文化重新赢得人们的爱戴，公共图书馆也能走出当下的困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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