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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诚龙
民国初期人黄浚所撰的《花随人圣庵摭忆》记载着郭嵩焘的一桩小事：郭氏有次到其好友陈子鹤先生那里去玩，碰到了许多清流之士在高谈阔论，所谈者皆国事，时国事以抗洋敌为最大，谈及此，个个慷慨激昂，人人义愤填膺，都是「一意主战」。郭嵩焘笑着说，洋人来中国，主要是想来赚几个钱的，只要门户开放，让他们来做生意，就一点事情也没有，但是，如果只是高言抗敌，那么这事情也就终无了期。郭氏此言一出，闹嚷嚷的场面顿时沉寂下来，一下子人都走光了。陈子鹤将他拉到一边，告诫道：你说的是真话，是实话，也是有道理的话，「然不可公言之，以招人指摘。」
为什么不可「公言之」呢？因为领导干部不是不能说错话，而是根本就不能说话。作者黄浚对此议论道：「案此虽小节，亦可见子鹤涉世之深，于吾国社会揣摩之透。但此即是国人最大病痛，盖知其不可战而不敢不言战，发言公廷，与议论私室，截然不同。」在公廷上，在公开场合，个个都得高调言主战；而在私室里，在私下场景，人人都是低声说媾和。在黄浚看来，这是国人最大病痛：谁都不能说真话，谁都不能说心里话，谁都只能与「上面保持一致」唱高调，误国者被推举是爱国，真正爱国者却被看成为卖国，最后呢，国家终于被误了。
黄浚先生在这里揭穿了中国一大痼疾，「发言公廷与议论私室，是截然不同」的。不能说如郭嵩焘之类的「公家人」没有自己的思想，能够端上「公家」这个饭碗的人，确实算得上是「社会精英」的，他们看问题看不穿看不透？他们往往都是有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主见，但是，到得公堂，都装傻了，只有皇上一人英明了。许多人上朝带着去的往往都是「一颗私心，两种策论」，策论之一是唯上唯书唯文件，假话假论假策略，策论之二是真话真理真韬略。进门就观看领导脸色，如果领导喜欢假的，那么马上就把那假的献上，如果领导喜欢真的，那么就把真的献上。只是领导喜欢假的时候居多，喜欢真的时候太少，所以，他们献假言假策总是比献真言真策要多得多。
陈子鹤是个官场老油子了，他涉世很深，揣摩很透，所以他在他家主持搞「国事沙龙」，也把私室当了公堂，只要有人，特别是有公家人在场，他依然把私室的讨论当了金銮殿的廷对，大家心照不宣地假里来假里去，假话连篇而不脸红。郭嵩焘本来也是公家人，其实他也是懂得这个潜规则的，只是他良知未泯，敢于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他记载这次「聚会」被陈子鹤「指点」之后的感言是「予不能用其言而心感之」，他知道这是陈氏的「好言好意」，但是他不认同。这个湖南蛮子还是要说真话，要说自己的话。
郭嵩焘是晚清一个难得说真话的人，「性质直，议说必根于心，无所迁饰。」心里怎么想，口里就怎么说。他在英国、法国当了多年公使，学贯中西，更是识贯中西，他对中国痼疾看得很深很透，对外国的所长所优深有领会。魏源说中国如果要复兴，那就得「师夷长技以制夷」，郭嵩焘赞成其说却又指陈其失，他说魏源只在自然科学领域来师其长技，是远远不够的，他说西夷的真正所长是「政治体制」，舍此根本而师则是师其末技。此论之大胆，盖是前所未有，所以「大为士论所不容」，不但遭至朝野共讨伐，而且连其「亲不亲，家乡人」的老家也不能容他，「更为湘中顽固党诟病」。他因「心醉欧美政治」而还乡时，湖南一些地方官绅都不准他回家，回到了家乡，也常常有一些「遗老」与「愤青」要把他撵出去，连他的房子都有人想来烧一把火，「几欲焚其寓室」。
国人有所谓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说法，一句话能不能让一个国家兴衰存亡，那是难说的事情，而在官场里面，一言升官一言丧职者倒是常常有，郭嵩焘在官场里有几次沉浮，几乎都是与其「一言」相关，他「太乱说话」了，「议说必根于心，无所迁饰」，这样的人哪能在官场里混呢？他从官场里面退出，主讲岳麓书院时，还有人在他的门前挂一副对联：「万物皆备孟夫子，一窍不通郭先生」。似乎在中国，只要不懂得政治这一窍，其他各窍再懂，也是「一窍不通」的。
其实，在「发言公廷」与「议论私室」这两个层次里，还有一层，那就是「虑于心房」，许多观点许多看法许多思想，不说上公廷，连私室也不能上的，很多的思想都被关在自己的心房心室里根本就不出来，所以，中国出政客层出不穷，而思想家却难以出一个。这也就是说，不是中国人没有思想，还是「思想」早已胎死在「思」之里在「想」之中；这也就是说，只有思，只有想，不是思想；思与想，必须出得了嘴巴，上得了版面才能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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