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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肯定温州个私经济的新闻报道和评论员文章。
温州被誉为中国私营企业的麦加圣地的时候，各种非议和阻碍也接踵而至。
家庭企业激增 当局不安
其实早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温州民间的个体和私营经济萌芽就已经出现。当时在离温州市区40多公里的一个叫柳市的小镇上，活跃着近50家生产低压电器的家庭企业。到了1981年，柳市生产低压电器的家庭企业达到了300多家，3年后又猛增至1,000多家，从业人员超过5万人，供销人员多达1万多人。
这一切，使习惯了计划经济的温州当局忐忑不安。1980年7月，一份关于个体工商户进行全面整顿登记发证工作的报告上的「注意事项」写着：近年来个体工商业中出现了合伙经营、家庭经营、设铺面、带学徒等新情况，私人合资经营，既不属于个体经济，更不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要加以正确引导，逐步组织为街道集体企业。
割「毒瘤」经济 指标下滑
1981年8月，此前为浙江副省长的袁芳烈就任温州市委书记，他到温州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治乱」，要把温州的「资本主义尾巴」彻底割掉。袁决定迅速掀起一场运动，摧毁「猖狂滋长」的私有化「毒瘤」。
1982年的春天，当年柳市的「电器大王」、「邮电大王」、「目录大王」、「旧货大王」、「机电大王」等「八大王」被定以「投机倒把罪」。
「八大王」被捕之后，温州主要经济指标一路下滑。1980年温州第二产业发展速度为31.5%，1981年为7.0%，1982年一下子下降为-1.7%。温州官员们不得不重新正视温州人多地少的现实，毕竟，吃饭问题远比政治重要。1982年12月16日，温州召开了一场被称为「红色会议」的专业户、重点户代表表彰大会，市领导给171户「复辟典型」、「尾巴」代表授奖表彰，这简直就像一个黑色幽默。
到了1984年的春天，袁芳烈亲自为「八大王」平反。
1985年5月，《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登温州的文章 ─《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并首次提出经济学家所称的「温州模式」。1986年7月，《人民日报》也刊登专稿，肯定温州发展家庭工商业的基本经验，并发表评论员文章《「惟实」才有发展─温州发展家庭工商业的启示》。
「姓社姓资」温州变晴雨表
但好景不长，1989年后，「私营经济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基础」的观点又占据了上风，温州再次陷入了迷惑、惶恐之中，姓资姓社之辩甚嚣尘上，而当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步态是「左右」为难，以至国务院研究室奉命三下温州，搞清楚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到底姓社还是姓资。
1989年6月，全国政协七届二次会议上有人提案说，温州市自开辟为试验区以来，其优点为城乡工商业发展，经济繁荣，就业增加，但带来资本主义影响也十分严重，造成民间贫富悬殊……
1989年9月21日，浙江省1105信箱吴金侯致信中央领导：「温州模式实为资本主义模式，某些方面比资本主义还无法无天」，最后一节写道：「请中央领导同志派得力要员，把温州重新引导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南巡讲话」令民企安心
1991年5月，温州一位离休干部致信《人民日报》社，揭发温州的私营老板如何「耀武扬威」，以及雇工们如何的毫无保障，并且还能列举不少事实来证明他的揭发不是虚妄之辞。7月，国务院研究室再次派人南下温州，进行为期十天的调查，写出了《对温州个体私营经济的考察报告》。报告说：温州个体私营经济的实际比重，比统计资料明显偏高，对个体、私营经济只讲「放」，不讲管理引导是不行的。如果任其消极面的发展，我们的社会就不能安定……
温州的私营经济，一时间成了中国政治风向最敏感的晴雨表。温州人不得不惊惶中度日，在焦灼中等待中央给一个「说法」。这种现象，一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才得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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