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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亚明
《瞭望东方周刊》曾做过一个农民工的专题，开头照录如下：「『起得比鸡还早，睡得比猫还晚，干得比驴还累，吃得比猪还差。』这是形容中国民工生存状况的『经典』比喻，如今常常被一些『愤怒青年』引申开来自嘲，后面还得加上一句：「赚得比民工还少。」它所透露的「草根」阶层的生存本相，依我来看，不管魏城读没读过，都可算《中国农民工调查》的引子，或者说原点、基调。
一方面，「虽然我从小在城市里长大，但我的一生都与中国农村有着某种牵连，与中国农民有着某种瓜葛」，「每次回中国，我都有意无意地接触过许多进城农民，也常与熟人探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序言》）事实上，由于农民工遍布中国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在中国几乎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谁想躲开这些人、这些事都很难。作为「局内人」，魏城无法逃避掉「沉重」「叹息」这类字眼，同「命」相怜，并奋力为之「呐喊」。另一方面，魏城离开中国已经十五年，短短一个月的实地采访，就在FT中文网（英国《金融时报》）推出「中国城市化系列」，确实难以理顺这场持续了近三十年的巨大社会变迁的前因后果和走势脉络，只能大幅度降低「全面把握」和「充分理解」这场巨大社会变迁的野心或目标，更多地采取「海外旁观者」的视角进行实录，或借助境内专家、学者、官员的深邃洞察力，来解读这场举世罕见的人口迁徙潮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含义。
十年来，在中国城市人身边，民工像空气一般重要的存在却往往为人所忽略，他们在建楼、修路、卖菜、送货、装修、清洁、做保姆、当保安……成为工业化的主力军，成为支撑城市日常运转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他们的恋爱结婚、生儿育女、有喜有怒、笑过哭过……但是这些并不为许多城市人所关注，在使这些城市新居民融入城市社会生活方面严重滞后。所以，我所说的「怜」意思是「爱」，关爱，爱护。曾经主编过《中国移民史》的葛剑雄教授说过：「农业文明造就了中国人安土重迁的习惯，对中国农民来说，只要土地能够满足他的要求，他就不会迁移的。但是，在非常态情况下，特别是碰到天灾人祸的情况下，中国农民也会被迫迁徙。」他还分析了通常满足于「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中国农民被迫移民的另外一种压力：「即使在常态的情况下，也有一个情况：在人口稠密的地区，由于人口增加，土地满足不了人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也有人口迁移现象。」就此而言，当农村人口大量迁徙，我们首先需要人文关怀，它应该成为一个伟大国度起码的思想共识。
从中国城市化进程高速推进的现实来看，上层与下层、草根与精英、富裕与贫穷构成一定的矛盾，是必然的。但其融合的过程，如果没有制度的看护，很可能矛盾尖锐，乃至形成残酷的对抗，付出痛苦的代价。这首先涉及到身份认同。我们需要流动中的沉淀。究竟什么算沉淀？有较稳定收入算沉淀？有较稳定单位算沉淀？长年在外算沉淀？举家外迁算沉淀？办理户口迁移算沉淀？在城市购买商品房算沉淀？显然，沉淀的定义不同，数量也不同。沉淀要解决的第一问题是户籍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门票，使农民工在城里能看到自己的前景，有稳定的预期，有安全感。其次是素质沉淀，当前中国经济走出了短缺经济和温饱阶段，我们面临着改善、改造农村人居环境，培育新型农民的艰巨任务，正如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所言：「我认为，中国要真正解决三农问题，就要解放农民，投资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其中最关键的是，要减少农民。」减少农民的关键在于文化扶贫，素质提高，使农民自觉生成城市的主人公意识。
也就是说，制度安排与行为预期之间必须生成稳定的对应效果。在欧盟的一些国家，对境外的打工者会有明确的规定：只要有人雇用你就会享受一些起码的保障；如果在两年内有稳定工作、交税、守法、没有任何不良记录，你可以进入某一个更高一些的保障水平；这样经过七年（或若干年）的努力，你可以享受几乎所有公民待遇，如果你愿意甚至可以申请加入该国国籍。
在我们城市的制度安排中，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白南生一言蔽之： 「城市不把农民工当作自己人，就不要幻想农民工能把城市当作自己的城市。缺少稳定预期的制度安排，就很难指望农民工能有建设性的长期行为。」这是一个标准，更是一个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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