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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望舒（右）、日本记者平泽（中）、叶灵凤（左）于萧红墓旁。
陈智德
抗战期间因特殊的战略形势，香港成了华南地区抗战文艺的枢纽，内地作家一时云集香港，在当时的《星岛日报．星座》、《大公报．文艺》、《立报．言林》以及《大众日报．文化堡垒》等报刊上继续发表抗战文艺，这情况维持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戛然中止，十二月八日，日军突然空袭香港，当警报响起，不少市民都以为只是演习。当日任职《星岛日报》副刊编辑的戴望舒仍坚持回到报馆工作，他把原有的「星座」版改为「战时生活」，在十二月十日的版面，刊发了徐迟的《太平洋序诗──动员起来，香港！》，为香港的抗战文艺划下轰烈的句号。
接着是轰炸、残害和躲藏，由四一年底至四二年初，在中共党中央安排下，三百多名文化界人士，包括茅盾、夏衍等从内地南迁香港的作家，由东江纵队经水陆两路护送离港，但戴望舒仍留在香港，一度遭日军逮捕下狱。戴望舒在香港沦陷期间那「三年零八个月」的生活，过去所知不多，近几年经北塔和王文彬等学者考证，加上新资料的披露，如戴望舒致文协港粤会员的书信以及《陈君葆日记全集》的相关记述，才补充了这时期的空白，就此我也结合香港沦陷期间的文化史料，写了近二万字的论文《日占时期香港文学的两面：和平文艺作者与戴望舒》，在二零零六年的《东亚现代中文文学国际学报》上发表。
戴望舒约于一九四二年三四月间囚禁于中环域多利监狱，透过他的书信，我们首次得悉他在狱中的情况：「我曾经在这里坐过七星期的地牢，挨毒打，受饥饿，受尽残酷的苦刑（然而我并没有供出任何一个人）。我是到垂死的时候才被保释出来抬回家中的。」这封信的内容，也印证了端木蕻良的回忆：「望舒被传询，敌置黑名单于侧，要彼相认。」
戴望舒陷狱七星期后，日方释放了他，一方面由于得到叶灵凤营救，另方面日方也想利用戴望舒在文艺界的声望，因而邀请他与叶灵凤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作为二名香港代表，二人最终拒绝邀请，但报上仍然刊出他出席大会的消息。
首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四二年底在东京举行，戴与叶没有赴会，但他们始终无法拒绝所有日方的要求，为此种种，戴作出以下的解释：「在这个境遇之中，如果人家利用了我的姓名（如征文事），我能够登报否认吗？如果敌人的爪牙要求我做一件事，而这件事又是无关国家民族的利害的（如写小说集跋事），我能够断然拒绝吗？……我的抵抗只能是消极的，沉默的。我拒绝了参加敌人的文学者大会（当时同盟社的电讯，东京的杂志，都已注销了香港派我出席的消息了），我两次拒绝了组织敌人授意的香港文化协会。我所能做到的，如此而已。」
据《陈君葆日记全集》记载，「香港占领地总督」矶谷廉介曾几度邀请戴望舒与叶灵凤出席在东亚酒店（即尖沙咀半岛酒店）的宴会，在那情况下，戴望舒无法拒绝日方所有邀请，为此等事，战后一度被指控为附敌，他也作了辩解，当然戴望舒绝无附敌，这方面早有不同学者作出定论；而戴望舒的信件对「想当然」式的指控，提出反驳，尤见实际情况的两难和处境的复杂性。戴望舒熬过那段日子后，重新发表沦陷期间所写而不能公开的诗作，包括〈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等篇，这些作品固然超越他《雨巷》时期之作，即在中国新诗史来说，也是不朽之作。
作者简介：香港诗人，学院讲师，编着《三四○年代香港新诗论集》，诗集《单声道》，书评《佝斋书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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