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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珠三角新闻中心记者：罗爱文、赵鹏飞、刘扬、唐苗苗
房康达，到内地办厂20多年，一直怀揣一个梦想，「拥有自己的厂房」。今年初，房康达随商会到广东河源买了一块地，厂房触手可及。
但房康达最近思考再三，决定将工厂以股份制形式交给追随自己多年的老部下，自己放弃办厂。
香港工业总会副主席孙启烈说，其实很多港商对于在珠三角办厂已经意兴阑珊。他预测：珠三角近两年将有1万到1.5万家港企倒闭或被兼并。对于这个数字，记者采访了数十位港商，没有一人表示怀疑。
房康达在深圳租来的厂房里接受本报记者采访，位置有些偏僻，厂房也显得十分破旧，但房东今年还是把租金提高了三分之一。采访中，接送记者、招待客人、解说厂情，都是房康达一个人。
房康达告诉记者，其实迫使他做出退休决定的主要原因，还不是工厂当前看到的一些困难，而是「未来也看不到希望」。
房康达介绍，他很多朋友都有这种想法。今年在他周边倒闭的港企就有5家，而邻近的平湖则达10家。往年，平湖每年只有1到2家港企倒闭。
材料涨价两成 成品加价半成
今年55岁的房康达不断感叹做工厂「实在太累」。
他从上世纪80年代来到大陆发展后，一直从事钟表业。「以前做钟表业的同行常说，做不了高档做中档，做不了中档做低档」。但如今，房康达却是三个档都做不下去了。
在钟表行业，流行这样几句话，「钟表永远做不大」，「做钟表不要搞得太大」，因为钟表行业准入门槛比较低，又没有自己的研发，处于产业链的最末端。房康达告诉记者，今年生产手表的各种合金材料上升了20％，但成品价格却只上涨了5％。珠三角有一大批在生死边缘的港资钟表厂，分分钟都有可能倒闭。
房康达为什么不考虑升级呢？他的老朋友、同为钟表行业的港商吴朝东替他做了解释。大多数钟表行业港企，只是处身产业链的一环，根据客户需要来生产产品。「这行潮流变化极快，如果加大投入走高端路线，一旦不符合客户的需要，就有可能卖不出去而亏大本。」只生产配件，不做产品，决定了吴朝东这样的中间厂商无法做品牌。何况房达康这样的中小企业，根本无力做品牌呢。
工厂廉让下属 机器一折贱卖
「平湖往年倒闭的港企只有一、两家，今年已知道的就有10家」。
其中包括手表厂、服装厂、装配厂，甚至上千员工的中型电子厂也没有办法再做下去。吴朝东估计，春节前还有很多厂都将选择关闭，单是钟表行业内，就有很多与吴朝东关系不错的港商准备提前「退休」，恳请吴朝东收购他们的机器，一台2万多元的冲床，要价才2,000元。
房康达说：「很多港商之所以选择彻底离开，是不希望等到辛苦多年赚来的资金全部亏完后才回香港。」
他自己也已准备好随时「退休」，搬迁到河源的新厂房后，工厂将以股份制形式交给追随自己多年的老部下，「有利润可以分些利润，没有利润就收厂租」。
吴朝东赞成房康达的决定，他说自己今年40岁，也许5年后，也将走房康达的老路。「那时我有18,000平米的厂房，可以出租，就算每平米8元，也高过现在做工厂的收入。看来『退休』是不错的选择。」
将珠三角的工厂关闭，以收取厂房房租度过晚年，只是港商「退休」后的一种选择。房康达「退休」后就没有打算回香港，而是准备留在河源，为钟表厂做研发。记者了解到，还有不少港商关闭珠三角的工厂后，将返回香港从事贸易。
三角债逼垮港企
吴朝东说：「北上内地十多年来，经营最艰难的就是今年，九成以上的港商都会向你承认没有赚到钱。」
吴朝东的很多同行，就是因为生意不好而悄悄地退回香港。他刚到平湖时，认识一位港商李先生，40多岁，是做钟表模具的。当时他们的业务往来还比较频繁，随着生意的好转，吴朝东开始自己设立模具部，不再向李先生订做模具。
港商讨债 纠众执棒
「当时，老李的很多客户都陆续自设模具部，不再订货，所以他的生意一下子差下来。」无奈之下，李先生看好做表针，于是转行，但是由于恶性竞争，受很多小作坊的挤压，表针利润急剧下降，李先生再也支撑不下去。「今年来，就再也没有听说过他的消息，应该是回了香港吧」。
由于生存困难，港企之间都难以支付现金，「三角债」出现的频率也日益增加，成了许多港企关闭的重要原因。
吴朝东自己也躲不过「三角债」带来的烦恼，他最近就有这样的经历。一家港企向吴朝东订了2万元表针，但却付不起现金，他派人催了好几次都没有结果，于是自己带了四个工人、拿着棍棒亲自去讨债。结果追回了1万，另外1万要一个月后才能拿到。「其实，我也知道他们不是不愿还钱，而是今年确实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遣散工人 空囊回港
同样是因为三角债，一家从1999年就开始经营的港资电子厂今年倒闭了。老板汤先生做电子加工，由于产质量量好，价格还开得比较高。有一家洋行向汤先生订了50万的货，货做好了，钱却收不回来，由于资金周转不过来，辛苦经营多年的厂只能倒闭。在遣散完200多个工人后，汤先生已身无分文，空囊回香港。
专家：「腾笼换鸟」是铁律
对于珠三角地区出现港商倒闭潮的现象，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主任陈广汉认为，这是市场优胜劣汰的结果，也是珠三角产业升级的必经过程。随着产业经济的调整，对于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港企来说，未来经营环境可能更「恶劣」。
陈广汉称，港商生存艰难的原因来自多个方面。经营环境恶化是首要原因，包括国外市场和国内市场。国外市场通过各种手段对廉价产品进行打压，包括反倾销、技术壁垒、环保指标等等，以及处于生产链上游的国际采购商通过压价，不断挤压制造类港企的利润空间；与此同时，国内市场中，原材料价格和劳动力、土地等各种营商成本不断攀升，电力劳力匮乏，国内加工贸易政策调整等等，都使港商举步维艰。
当前，整个广东省其实也正处于产业升级换代时期，很多地方，如深圳、东莞等都面临土地等资源瓶颈，政府因此希望能够「腾笼换鸟」，以市场竞争的手段，使地区经济结构更优化。而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港企，在这轮调整中如果不能自我提升，处境将日趋艰难，很多中小企业的倒闭也是难以避免的。
「珠三角曾给过港商很多机会」
面临倒闭，很多港商心有不甘，认为在改革开放初期，港商的到来曾为珠三角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如今政策的强硬调整，对港商却毫不留情。陈广汉认为，在上世纪80年代，珠三角经济的高速发展，确实与大批港商在此投资建厂有很大关系。然而，「港商更应看到，珠三角曾给过港商很多机会」。
陈广汉认为，港商也应该自己检讨，港商自身创新能力较弱，缺乏升级动力。即使在整体营商环境剧变、加工贸易政策持续收紧的状态下，很多港商依然持观望状态，而不思应对之策，致使到了难以维系的时候，只能以倒闭的方式结束在珠三角的经营。
弃厂回港做贸易
陈女士现在的头衔是恒迪贸易公司董事长，而之前，她一直都在东莞大朗镇从事毛衣生产。20多年前，内地刚刚开始改革开放，本港商人在东莞大朗镇投资创办了第一间毛织厂，从此之后，数以百计的港资毛纺织企业，像潮水一样涌进这个不产一根羊毛的小镇。
回想香港毛纺厂大批转移到大朗的盛况，陈太说彷佛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情。那个时候，一向只出产荔枝的大朗镇，劳动力极丰富，「只要你在工厂门口挂一个招聘广告，农民们立刻排成长龙。」也正是当地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让港资毛织企业接订单接到手软，当然，赚钱也赚到手软。
民企低价竞争 港厂惨淡收档
架一台纺织机器就能赚钱的生意，也引起从荔枝果农变身产业技工的当地人艳羡。他们很快积攒了一些资金，并且掌握了生产技术，纷纷离开港资工厂，自己购置几台机器，在自家的堂屋里开始了毛衣加工。
「那个时候， 大朗到处都是夫妻档、父子档的毛织加工作坊。」陈女士有些无奈地说，由于家庭作坊的生产成本，比港资加工企业更低廉，订单价格也因当地人的竞争而直线下滑。「本来替国外客商加工一件毛衣还可以赚几毛钱，到最后却低到令不少小的港资工厂难以维持正常运作。」
经营日趋困难的陈女士，干脆把自己工厂的100多台机器，半卖半送地给了当地的亲戚。
退出生产环节 回港专接订单
从生产一线退下来的陈女士，在香港成立了一间贸易公司，专门承接海外的毛织品订单。接到的订单她都转交给亲戚来做。「正是因为当地民营企业竞争太激烈了，很多跟我一起来到大朗的港商，都选择不再从事直接的毛织加工，转而只负责在香港接单。」
记者也了解到，已经获得「中国毛织名镇」称号的东莞大朗镇，现有毛织企业2,000多家，10多万从业人员。但早年在当地从事毛织加工制造的港企，除了少数上规模的，大部分都已经退回香港，从事毛织接单的贸易生意，生产环节主要由当地民营企业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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