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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驻浙江记者 何晖、张文、白林淼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昔日辉煌一时的徽商与晋商早已湮没在中国的历史长河。当2003年中国内地传媒高调唱响「浙商」之后，苏商、沪商、新徽商、新晋商风起云涌，中国商帮堂堂正正地再次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国商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
站在2007与2008年的交界处，由政协浙江省委员会、长三角（浙江）民营经济研究会、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中国民营企业峰会组委会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中国民营经济可续发展论坛 ── 借鉴徽晋商．做强新浙商」在杭州举行，一场以徽商与晋商兴衰为参照点，探索浙商乃至中国现代商帮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盛宴正式拉开了序幕。
100年以前的1907年，正是晋商「聚宝盆」山西票号到达巅峰顶点的时期，晋商代表之一的祁县「合盛元」票号在日本神户、东京等地落地生根；平遥「永泰裕」票号在印度加尔各答开设分号……然而接下来的1908年却是晋商盛极转衰，亏损千万，走向末路的开始。
一百年是一个巨大的轮回，历史将会是简单地重复，还是突破旧时的轨迹，开创一个崭新的「中国商帮时代」呢？2008年之后的浙商又该如何保持长盛不衰呢？
晋商富甲天下
中国历史上的商帮大体上崛起于明清时期。晋商、徽商是其中势力最大，影响最远的两大商帮。「买卖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正是当时盛况的写照。
晋商在商界活跃了500多年，依靠与朝廷之间的结托关系，形成了对盐、矿等资源产业的垄断，因而富甲天下，「山西票号」的出现可以看成是中国银行的雏形；徽商辉煌了350余年，有「无徽不成镇」的美誉。然而与一门心思做生意的晋商相比，追逐财富只是徽商的手段，求功名做官才是归宿，「红顶商人」成为了徽商的代名词。
徽商仁义诚信
由于其过度依赖封建朝廷的历史局限性与内在动力的缺失，注定了徽商与晋商无法成为主导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但是晋商博大宽容的经营胸怀、兼容并蓄的经营气度、求同存异的经营策略和自强不息的经营精神；徽商仁义诚信的儒商文化都被浙商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
「浙商」的提法是在最近的3、4年间才出现的，香港人或许对浙商还有些陌生，但是对以船王包玉刚、邵逸夫兄弟以及前特首董建华之父董浩云等为代表的「宁波帮」应该是耳熟能详。然而宁波帮也仅仅是浙商中的一个分支。
「东南形胜，钱塘自古繁华」，浙江，历来都是中国的鱼米之乡，富庶之地，得益于地域的优势，晋商很早就与浙商交易丝、绸、茶、米；而徽商东进苏杭而至扬帆入海。徽商代表胡雪岩兼具浙商身份，其代表作胡庆余堂更是以历史见证物的身份留在了杭州，见证了一代「红顶商人」的兴衰；其末代传人、正大青春宝集团董事长冯根生在承继其老财东的经营思想的同时，于20世纪末演绎了一曲现代浙商的新诗篇。
这一切似乎都在暗示着现代浙商与徽商晋商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古晋商「九法」作启示 解浙商家族管理问题
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钟朋荣最近正为他的一位浙江企业家朋友想办法，因为他那位朋友的儿子宁愿在国外主持一个办事机构，也不想回家继承父亲的产业，焦急的父亲希望钟朋荣能帮助他。
事实上钟朋荣所遇到类似问题并不是特殊个案。经过30年的发展，老一批的浙商开始渐渐隐退，财富二代崭露头角，关于浙商的传承方式一直在业内争论不休：企业做大了，是引进职业经理人还是传位于子女？子女不愿意接班，怎么办？职业经理人强于子女，又该怎么办？
管理企业像带小孩
钟朋荣，这位研究浙江经济的权威专家，曾经把浙江的发展模式定义为「家族企业+小狗经济+产业集聚」模式。「浙商传承」一直是他研究的课题。
他向记者讲述了他对晋商家族式管理的研究：「民营企业究竟应该采用现代企业制度还是家族企业制度的问题，在我看来，其实就是小孩（企业）该请谁来带的问题，是请阿姨（职业经理人）还是自己（家族）带？晋商是中国古代一个杰出商帮，山西票号垄断了当时中国北方的金融流通，甚至延伸到海外，票号的掌柜基本都是请来的『阿姨』，而且权力极大，但是聪明的晋商却有一套非常完整的鼓励和约束机制，确保企业安全发展。」
激励约束「管理层」
历史上的晋商的确将「掌柜」从学徒开始到年老落叶归根都作出了一系列的约束和激励。钟朋荣将之概括为「九法」：其一，学徒必须从本地人中选择；其二，管理者必须从票号内部选拔；其三，对掌柜的任命必须考察其家族的诚信度；其四，外派员工必须回乡娶妻生子；其五，劳务市场必须放在本地；其六，设立「身股」以资奖励；其七，信奉关公，讲究重情重义；其八，组建商会，以商会的信誉约束个人的违规；其九，强调「衣锦还乡」的归宿感。
「事实上，无论是浙商还是晋商，从骨子里都不信任『阿姨』，自己的『孩子』还是自己带放心，这里所牵扯的就是社会和个人信用的缺失，这也就是为什么浙江这么多民营企业依然是家族式企业的根本原因。我个人认为家族企业并非是落后的管理模式。家族控股，着力培养子女作为接班人无可厚非，如果聘请职业经理人，那么企业家需要具备广阔的心胸，优化股权，建立完善的约束和激励机制。如果浙商能够把中国古代优秀商帮的管理经验和西方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结合起来，中西合璧，选择适合自己企业发展的方式，浙商也许就不需要再为儿子不愿接班的事情而烦恼了。」钟朋荣如此说道。
破除商帮文化 三弊病
在钟朋荣思考「商帮管理中的形式和制度关联」的同时，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史晋川教授则一直在理性地思考另外一个与「制度」相关，但更加深远的问题：现代市场经济中，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年代中，商帮文化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究竟是动力还是阻力？
在他看来，「对于商帮文化的追捧，现在成了人们希望医治当今中国社会商人『无奸不商』以及商业道德沉沦的一剂苦口良药。但是脱离了法律制度和非人格化交易方式而一味大谈商帮文化，结果是有害而无益的。」
中国的商帮都带有明确的地域特征，徽商、晋商、浙商、无一不是以商人的籍贯地域命名的，正是因为如此，商帮 ── 一群来自同一区域结帮的商人，其组织的核心纽带本质上就是地缘、血缘、亲缘。
地缘亲缘成弊端
史晋川认为：基于地缘、血缘、亲缘的商帮在经济活动中根本不可能、也根本无法摆脱人格化交易方式的烙印。这种商帮文化存在三个致命的缺陷 ── 商帮文化中的「诚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格化交易方式维系的，一旦脱离人格化交易方式的限制，不讲诚信的行为比比皆是；尽管在一定条件下，商帮文化有助于润滑交易以及降低交易成本，但是，同样的，也会导致商帮的封闭性，阻碍商人开拓新的商业和产业领域和形成路径依赖。
最为可怕的是，只要具备时机，商帮中的商人就会将这一套做法运用到官商关系中去，从而将政府官员（老乡或熟人）纳入到以「三缘」为纽带和以人格化交易方式的人际网络之中，形成一种商帮与官府勾结，商人私利与公共权力的结合，破坏正常的交易秩序，导致政治腐败的出现，胡雪岩如此，晋商代表乔致庸也是如此。
史晋川担忧并不是无的放矢的，今天的中国商帮不再生活在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度，必须要面对的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市场，一个以追求公平、公正、公开的国际大环境，其竞争对手都是推崇非人格化交易方式（契约化交易模式）的国际资本集团。
环境在变化，中国商帮的核心价值观也应该随之而发生变化，传统商帮文化中狭隘的地方主义和钱权交易的思维模式应该被彻底删除。
民企500强浙商占半
尽管浙商被叫响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浙江人擅长经商的故事在《史记》就已有记载，中国最早的大商人，也就是后代商人的鼻祖「陶朱公」范蠡（公元前473年）就是战国时期越国的名臣。而南宋时期浙中学派的代表人物陈亮提出义利并举的思想，而后由叶适等人总结形成的「永嘉学派」被看成是今天浙商中最活跃的温州商人的文化起源。
除了宁波帮以外，浙江许多地方都有着悠久的民间经商的历史。在义乌，拨浪鼓文化在清乾隆时就已经兴盛。而浙江人天生就有一种经商精神。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浙江涌现出一大批民营企业家群体，他们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他们秉承了浙商所固有的市场意识、风险意识和自强不息、吃苦耐劳、不断创新的精神，把生意做到了省内外和国内外，成为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缩影。
如今的浙商在中国创造了500多个产值超亿元的特色产业区，「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更是占据了半壁江山，迄今为止已经有1,910家浙江企业在海外投资9.12亿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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