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6-26] 昨日今日：教院聆讯 留下什么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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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学院风波调查报告发表后，前教统局常任秘书长随即请辞，并希望社会人士能对香港畸形的政治生态讨论和反思。在这次调查的过程中，各方皆为输家，尤以教育学院本身受害最深，如果社会不能从院校自主、学术自由和公务员的角色三方面去汲取经验，那么三千多万的聆讯费用、官员的请辞、教育界的形象及多人的声誉受损、教育学院内部及与政府之间的内耗等学费均只会白付，留下的集体回忆只是那些不知真假和人传人的小道消息。

先说院校自主。调查报告肯定了教育学院的管治正常和自主，扫清了中伤校董会受政府操纵的谣言，反映了高等院校校董会由管理阶层、校外人士及师生代表共同组成的合理性和持平性，而且显示政府所委任的独立社会人士，基本取向是以教育学院的整体利益为依归。调查报告最深远的影响是厘清了政府与院校的关系和院校自主的界线，既肯定院校应该自主运作，但又指出基于公众利益和整体教育发展的需要，政府可影响院校的发展方向和监督公帑的运用，院校不能以自主作盾牌，自成独立王国或拒绝改革。

学术自由有别于言论自由

　再说学术自由。程介明教授引用2005年全球大学校长学术讨论会的定义，指学术自由是在探求真理和对事物的理解时可自由研究、教学、发言和发表作品，只要符合学术研究的规范和标准，便不会受到干预或惩罚，学术自由之有别于言论自由，不是因为发表人是学者，而是因为这些结论是学术研究的成果，因而获得「特权」有更大的发表空间，甚至可获得社会的资助。教育学院风波所涉及的，似乎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多于学术自由。至于官员与学者沟通或以至争论时，怎样才可避免踏入干预言论自由的禁区？是否沟通的方法或是官员的身份出了问题？由于调查报告没有清楚区分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定义，结论显得有点模糊，故此辩论未清楚前，似乎不应成为日后判断是非的标准。

官员可能变得明哲保身

　今次官员被定性为「出于善意」，但对学者的「学术自由构成不当的干预」，对公务员而言，影响十分深远。为了明哲保身，少做少错，官员也许日后会避免与学者直接沟通和辩论，一切按官僚程序办事，他们尤其担心言论被引述或录音，总之一切少说为佳。此外，两年来教育学院风波不断，谣言满天飞，大部分事后却被证明为无中生有；聆讯期间，「爆料」频频，被广泛报道，但部分情节却无法辨别真假，有些更被怀疑是虚构或堆砌。结果是主动出击的享尽言论自由，被伤害的却无法澄清，令人沮丧。究竟言论自由与责任如何平衡？造谣中伤的又是否应该受到谴责？这些都应引以为戒。

几十年尽忠职守 有事难逃一劫

　最后公务员普遍同情罗太的处境，他们无法明白为何毋须承担政治责任的高档公务员近年经常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他们认为遇上政治风波，应由问责官员承担责任，公务员就算有错，也只应按公务员条例进行惩处；有公务员甚至认为，罗太根本不应该纳入独立调查的名单。此外，公务员也担心民粹主义会把问责精神无限上纲和扩大，每当有公务员犯错，就要有官员人头落地，尽管某官员几十年尽忠职守，但功不抵过，有事必难逃一劫。这样又哪能培养公务员进取及创新的精神，「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自然就会成为公务员取态的主流。

　我们已为教育学院风波付上高昂的学费，这个社会都应以史为鉴，并应努力为调查报告未完成的部分寻找答案，让香港能够更好地体现院校自主和学术自由的核心价值。 　■屯门仁爱堂田家炳中学校长 戴希立